Thursday, 12 February 2026

📝 在残障处境中的信仰思考(三):Just As I Am, Without One Plea

 

📝 在残障处境中的信仰思考(三):Just As I Am, Without One Plea
《Just As I Am》这首圣诗的作者,是英国女诗人夏洛特·艾略特(Charlotte Elliott, 1789–1871)。她在32岁时因重病而长期瘫痪,往后的五十多年大多在床榻与沙发上度过。
身体的受限让她经历深刻的低潮,也曾对自己的价值与信仰感到挣扎与痛苦。她很生气——她恨上帝让她生病,恨自己一无是处,不,甚至觉得自己是个累赘。卧病在床的人,又能为上帝奉献什么呢?当周围的人都在服事,她却几乎无法离开房间。
1822年,当瑞士福音派传道人 H. A. César Malan(1787–1864)与她对话时,在一次坦诚的交流中,她倾诉了内心的痛苦与信仰挣扎,特别是那份“我还不够好,无法来到神面前”的感觉。
Malan 回答了一句后来被世世代代记住的话:“Why not come just as you are? You have only to come to Him just as you are.” 「为什么不就照你现在的样子来呢?你只需要按着你本来的样子来到祂面前。」
🌟这句话没有要求她先改变、先康复、先变得更有用,而是邀请她带着软弱与真实,被恩典接纳。
1834年的一天,家人外出为贫穷传道人子女筹款建校,唯独她因病留在家中。那一刻,她再次感到自己似乎毫无贡献。但在安静中,她思想神的爱,回忆自己如何被恩典触摸,于是写下了《Just As I Am, Without One Plea》。后来,这首诗由 William B. Bradbury 谱曲,成为无数人熟悉的圣诗。
《Just As I Am》不是胜利者的凯歌,而更像是一位受限之人的祷告——带着软弱、疑问和不完整,仍然来到神面前。她的一生写下超过150首诗歌,也见证了:神的恩典,确实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2 Corinthians 12:9)。
这首歌也是许多人信仰旅程的起点,在超过 60 年的时间里,几乎每一场葛培理(Billy Graham)布道会的结尾都会唱这首邀请诗歌。数以百万计的人在这首歌声中回应呼召,走向前接受耶稣基督。歌词中反复出现的一句是:“O Lamb of God, I come! I come!” 「神的羔羊啊,我来!我来!」。
或许,这首诗歌之所以跨越世代,是因为它说出了许多残障者与照顾者都懂的真理:
来到神面前,不是因为我们已经被修好,
而是因为我们本来就被爱。
注:资料整理自公开网络来源。

📝 在残障处境中的信仰思考(二):关于“残疾出于上帝作为之彰显荣耀”的反思

 

📝 在残障处境中的信仰思考(二):关于“残疾出于上帝作为之彰显荣耀”的反思
📍一句令人窒息的提问
有一位朋友,是残障孩子的家人,曾无奈地问过这样一句话:“上帝可以不要在我们家显出祂的作为来吗?因为我们真的无法承受。” 这句话真实而沉重。
因为在《约翰福音》9:3 中,耶稣对门徒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 对许多正在真实承受重担的家庭而言,这节经文并不容易承接,甚至可能令人感到窒息——仿佛苦难被赋予了神圣意义,却忽略了正在承受的重量。
的确,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的叙事中,“彰显神的荣耀” 是作者极其重要的神学意图之一。然而,关键的问题在于: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作为”或“荣耀”,究竟指的是什么?若理解不当,这句话很容易被听成是对痛苦的合理化,甚至成为压在家庭身上的属灵负担。
参考 Johnson Thomaskutty 对这段经文的解读,可以看见耶稣并没有顺着门徒的提问,去追究“是谁犯了罪”,也没有试图为残疾寻找因果解释。相反,他刻意将焦点转向“上帝的作为要在他身上显明”。这句话的重点,并不在于说明残疾从何而来,而是在重新调整人们观看生命、苦难与上帝同在的角度。
📍荣耀不只属于健全的人生
在这样的理解下,上帝的荣耀并不只出现在健全、顺利、被肯定的生命里,反而常常在破碎、被忽略、被边缘的位置中显得格外真实。那位生来瞎眼的人,并不是等到被“修好”之后才拥有价值;在他原本的处境中,上帝已经开始工作。
整段叙事最具张力之处,在于人物之间的强烈对比。那些自认看得见、懂律法、有权柄的宗教领袖,在面对耶稣时反而显得迟钝而封闭;而那位长期被视为“无能”的人,却在一次次对话与冲突中,越来越清楚自己所经历的是真实的光。真正的失明,并不一定发生在眼睛,而往往存在于一颗拒绝被更新的心。
📍不只是医治,而是站立
耶稣所带来的,也不仅是视力的恢复,而是一种更深层的更新。这位被医治的人,不但看见了世界,也逐渐站稳了自己。即便在被质疑、被审问,甚至被逐出会堂的过程中,他依然保有内在的清晰与坚定。这显明,身体的健全并不能保证生命的稳妥;真正支撑人的,是那份来自真理的内在力量。
📍残障依然存在,并不等于神的作为缺席
然而,这里仍然需要面对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在约翰福音第九章中,生来瞎眼的人确实被医治了,也看见了;但在现实生活中,许多残障孩子依然是残障的,身体的状况并没有改变。若只从“是否被医治”来理解“显出神的作为”,这段经文势必会让仍在承受限制的家庭更加无力,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还没有看到神的荣耀”。
📍宝贝仍在瓦器里
荣耀不在瓦器是否完好,而在光是否仍然存在。圣经本身并没有将“神的作为”缩减为身体功能的恢复。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7 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这节经文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解方向:荣耀不在于瓦器是否完好,而在于宝贝真实地存在其中。
瓦器本身是脆弱、有限,甚至随时可能破碎的;宝贝却不是因为瓦器完美才存在。照此来看,残障并不是荣耀显现的障碍,也不是神作为尚未完成的记号。相反,神的作为正在于——宝贝依然在瓦器中,光仍然从破碎之处透出来。
📍回到最初的问题
“显出神的作为”,不是负担,而是同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的重点,并不在于医治是否发生,而在于谁真正看见;不在于身体是否改变,而在于生命是否被更新;不在于残疾从何而来,而在于上帝如何在其中工作。这章经文所见证的,并不是“每一个残障都会被医治”,而是:即使身体的限制仍然存在,生命依然可以被看见、被尊重、被赋予位置;即使瓦器依旧脆弱,宝贝却没有被撤走。
当这样理解时,“显出神的作为”不再是要求家庭承担一个必须发生改变的结果,也不是把痛苦合理化为神的安排,而是一个宣告——在看似没有改变的现实中,上帝仍然住在其中,同行其中,并持续工作。
因此,
重点不是医治本身,而是看见的转变;
重点不是身体的改变,而是身份的翻转;
重点不是残疾的问题,而是上帝如何工作;
重点也不是“每个人都会被医治”,而是”没有人被排除“在上帝的作为之外。
注:本文为阅读 The irony of ability and disability in John 9:1–41(Johnson Thomaskutty)后的个人反思整理。

📝 在残障处境中的信仰思考(一):从残障、尊严到上帝主权

 

📝 在残障处境中的信仰思考(一):从残障、尊严到上帝主权
📍在近期的学习中,我更加意识到:若残障议题主要停留在「关怀」或「特别事工」层面,而未进一步进入对创造与救赎的神学反思,教会对福音的理解,便可能不自觉地以「功能健全者」的经验为中心,从而限制其整体视野。在这样的处境下,残障者容易被视为被牧养的对象,却较少被看见为能帮助教会更深理解人性与救赎的生命处境。
📍从圣经整体叙事来看,人的价值从未建立在能力或功能之上。
尽管现代社会倾向以能力衡量人的价值,这种对残疾者的系统性歧视在学术上被称为 ableism(discrimination towards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并且在现实中极为普遍;但圣经原文并不存在与此相对应的抽象分类,而是以具体、处境性的描述来指认生命状态,而非对整个人的价值判断。
《创世记》指出,人之所以尊贵,不在于功能是否完备,而在于按神的形象被造(创 1:27)。残障神学因此提醒我们:“神的形象”并非能力指标,而是一种关系性的呼召——人在有限与受造的状态中,仍被邀请与神、与他人建立真实的关系。身体的损伤或能力的限制,并不会削弱人承载神形象的真实与尊严。
📍然而,现实处境也揭示出明显的断裂。许多残障人士在接触福音与参与教会生活上,仍面临真实的门槛。这并非因为他们缺乏信仰渴慕,而往往与「可进入性」有关——包括环境设计、沟通方式,以及我们对「正常」与「合宜」的默认想象。当身体长期被隔离,关系也容易随之被削弱。《诗篇》13 篇的呼喊因此不再只是抽象的祷词,而成为许多残障者在被忽略与等待中的真实属灵经验:「耶和华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诗 13:1)
📍重新理解《创世记》中「分别善恶树」的诫命,也有助于我们修正对苦难与残障的神学想象。这条诫命并非为了测试人的能力或顺服度,而是一条保护关系的界线,提醒人:自由并非无限自我主宰,而是在与造物主的信任关系中被引导。因此,苦难与残障不宜被简化为个人失败、属灵不足,或必须被「纠正」的状态;相反,它们常把人带回受造与有限的真实处境,使我们在限制中重新学习依靠,并在群体中辨认呼召。
若将上帝的主权仅理解为至高掌控,它在残障与苦难面前容易被误读为冷漠;然而,圣经所启示的主权,始终与同在与承担相连。上帝并未远离破碎的世界,而是进入其中,在人的软弱与限制中显出祂的作为(约 9:1–3)。
📍因此,正视并接纳残障,促使我们重新检视那些以功能与效率为中心的神学假设,并引导我们回到更贴近圣经叙事的理解路径——
以 同在(presence) 与 关系(relationship) 为核心。
或许,正是在这样的张力之中,教会需要持续学习如何谈论创造、呼召与救赎:不是急于给出答案,而是在破碎的现实里,继续分辨上帝的恩典如何承载人的生命。
📍我也愈发认同:一个相称并拥抱残障者的教会,不只是「提供协助」,而是在群体生活中实践医治与牧养,使每一个肢体都能在基督里被看见、被接纳,并双向共融成长。
Key Reflections
• Human dignity is rooted not in ability or function, but in being created in the image of God.
• Disability is not only a matter of pastoral care, but also a theological lens for understanding humanity and salvation.
• Limitation and suffering are not signs of failure, but contexts in which trust, dependence, and calling are formed.
• God’s sovereignty is revealed not as distant control, but as faithful presence and redemptive work in weakness.

Friday, 26 September 2025

「治愈」Curing「医治」Healing


从「治愈」到「医治」:残障神学如何重新诠释耶稣与瘫子的故事

在《马可福音》2:1-12的故事中,我们读到耶稣医治了一位被四位朋友从房顶缒下来的瘫子。传统的解读往往聚焦于耶稣的神性权柄——他能赦罪,也能使瘫子行走。这个神迹成为耶稣神圣身份的明证。

然而,残障神学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具革命性的视角,它邀请我们不再只定睛于“神迹”本身,而是去审视神迹发生时的关系场景。这个视角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真理:真正的“医治”,始于“共处”。

一、两种范式:从“治愈”到“共处”

要理解这个转变,我们首先要区分两个关键概念:

  1. 治愈(Curing):这是一个医学模式的概念,目标是消除疾病、修复身体功能,使个体恢复到所谓的“正常”状态。它关注的是“解决问题”。

  2. 医治(Healing):这是一个整全模式的概念,源于圣经中的 Shalom(平安/整全)。它关乎一个人在身、心、灵及关系上经历恢复与和谐,即使身体的限制依然存在。它关注的是“在脆弱中体验意义与平安”。

残障神学认为,教会和社会常常混淆了两者,急于追求“治愈”,却忽视了更根本的“医治”。

二、重新解读:瘫子故事中的“共处范式”

让我们用这个新的透镜,再看一次瘫子的故事:

  • 传统解读:焦点是耶稣的权柄。瘫子的病得“治愈”是故事的高潮,证明耶稣有赦罪的权柄。

  • 共处范式(The Paradigm of Mutual Accompaniment)的解读

    • 故事的起点是“共处”:故事的开端,不是瘫子的祈求,而是四位朋友“不离不弃”的行动。他们无法“治愈”朋友,但他们选择“与他同在”,并克服困难将他带到耶稣面前。

    • 耶稣看见的是“关系”:经文记载,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可2:5)。请注意,是“他们的”信心——这是一个复数词,指代的是那个由瘫子和四位朋友组成的小共同体所展现出的忠诚、互助和盼望。耶稣回应的,首先是这个珍贵的“共处”关系。

    • 医治的次序意味深长:耶稣首先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残疾常被错误地与罪挂钩,导致患者被社会与宗教社群排斥。这句宣告,首先恢复的是瘫子与上帝、与社群之间的关系,破除他的“罪人”标签和隔离状态。随后,“拿起你的褥子行走”的身体治愈,则是对这已然发生的、关系性医治的公开确认和印证。

这个解读实现了一个核心的转移:从关注“耶稣如何治好一个人”,转移到“信仰共同体如何成为上帝医治的媒介”。

三、神学意涵:伤痕中的整全

这个“共处范式”的解读,与复活耶稣的形像完美呼应。复活的耶稣并没有抹去手上的钉痕,反而以此作为祂身份的记号(约20:27)。这告诉我们:

  • 完整(Wholeness)不等于无残(Wholeness without scars)。真正的整全,不是回到一个没有伤痕的“理想状态”,而是能够包容我们的伤痕与限制,并在其中找到新的意义与平安。

  • 上帝的作为是“与人同在”。正如道成肉身的耶稣进入人类的具体处境,上帝的医治也常常通过具体的、彼此陪伴的“共处”关系来传递。祂的工作是重建联结,赐下Shalom。

因此,这个故事深刻地连结起“共处”与“医治”信仰共同体(即“共处”本身)就是神圣医治工作的重要媒介。 真正的医治,始于一个包容、携伴的社群,在那里,每个人都能在彼此的脆弱中,经验到上帝接纳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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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耶稣先说“你的罪赦了”来回应一个明显的身体疾病?

这个“罪”,在这里主要不是指瘫子个人犯下的某个具体过错,而是指在当时的文化宗教背景下,他所处的一种“隔绝”的状态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理解这个“罪”:

1. 文化宗教层面的“不洁净”与“隔绝”

在公元一世纪的犹太社会,普遍存在一种观念:严重的疾病或残疾是个人或家族犯罪所招致的神罚(参见《约翰福音》9:2,门徒问耶稣:“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

因此,这个瘫子所承受的,是双重痛苦:

  • 身体的痛苦:无法行动,需要人照料。

  • 社会与关系的痛苦:他被视为“不洁净”的、“有罪”的,从而被排斥在宗教和社会生活之外。他可能不能进入圣殿敬拜,在社区中被边缘化,人们对他避之不及。这种被社群抛弃的“关系创伤”,比身体上的残疾更令人绝望。

2. 耶稣的颠覆性医治:先恢复关系,再医治身体

耶稣的做法是革命性的,他颠倒了人们(包括那四个朋友)对“医治”的期待顺序。

  • 人们的期待:四个朋友和瘫子本人,最直接、最迫切的需求是身体的治愈(Cure)——“让他站起来走路!”

  • 耶稣的洞察:耶稣一眼看穿了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个人的核心困境是与上帝、与社群的隔绝。他首先需要的是关系的修复(Healing),是重新被上帝和群体接纳的“身份确认”。

所以,耶稣第一句话“你的罪赦了”,是一句宣告性的赦免。其真正的含义是:

“我代表上帝宣告,那个导致你被排斥、被隔绝的‘罪案’已经被撤销了。你在上帝面前的地位恢复了,你不再是被诅咒的,你是被上帝所接纳的儿女。你现在可以重新回归社群,与上帝、与人共融了。”

这句话,首先医治了他被社会排斥的“关系创伤”。在精神上和关系上,他已经“站起来了”。

3. “赦罪”权柄的争议与印证

当时在场的宗教领袖们心里立刻质疑:“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 这正好点明了耶稣行动的核心。

耶稣知道他们的疑问,于是提出了一个精妙的逻辑论证(马可福音2:9-11):

“或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

  • 说“你的罪赦了”是“容易的”,因为这话的效果是看不见、无法当场验证的。

  • 说“起来行走”是“难的”,因为这话的效果必须立竿见影,否则就是谎言。

耶稣用那个可见的、难以否认的身体神迹(让他行走),来印证那个不可见的、但更根本的关系神迹(赦免他的罪)。身体的痊愈,成为了关系修复的可见标志和 seal(封印)

总结

所以,你故事中的解读非常准确:

“耶稣先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这先医治了他被社会排斥的‘关系创伤’,让他重新共融于社群。”

这个“罪”,是一种因疾病而被错误赋予的“罪人”标签,以及由此带来的关系上的隔绝状态。耶稣的赦免,首先拆毁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那堵隔墙,完成了最深层的医治。然后,“起来走吧”的命令,则让这内在的、不可见的医治,以一种震撼的方式显化出来,让所有人都能看见并信服。


参考文献与延伸阅读

  1. Black, K. (1996). A healing homiletic: Preaching and disability. Abingdon Press.

    • 这本书从讲道学角度出发,探讨了如何从圣经的医治故事中宣讲出包容与接纳的信息,而非强化对残障的偏见。

  2. Eiesland, N. L. (1994). The disabled God: Toward a liberatory theology of disability. Abingdon Press.

    • 南希·艾斯兰的这部开创性著作提出了“残疾的上帝”这一震撼概念,指出复活的基督带着伤痕降临,从而将残疾经验置于神学思考的中心,为残障神学奠定了重要基础。

  3. Malina, B. J. (2001). The social world of Jesus and the Gospels. Routledge.

    • 本书通过社会科学方法,重构了公元一世纪地中海世界的社会文化背景,帮助我们理解在当时的社会中,残疾为何以及如何与“罪”和“耻辱”相关联,导致社会排斥。

  4. Swinton, J. (2017). Becoming friends of time: Disability, timefullness, and gentle discipleship. Baylor University Press.

    • 约翰·斯温顿是当代残障神学的领军人物。本书深刻探讨了“治愈”与“医治”的根本区别,并阐述了“在时间中成为朋友”这一实践如何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神学操练和医治。

  5. Theissen, G. (1983). The miracle stories of the early Christian tradition. Fortress Press.

    • 格尔德·泰森对早期的基督教神迹故事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耶稣的赦罪行为首先是一种社会性的康复,旨在恢复个体在社群中的身份与地位。

  6. Wright, N. T. (1996). Jesus and the victory of God. Fortress Press.

    • 赖特在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中论证,耶稣的事工核心是恢复神与人、人与人的关系。因此,在瘫子的故事中,赦罪(关系修复)优先于身体医治,后者是前者可见的印证。

  7. Yong, A. (2007). Theology and Down syndrome: Reimagining disability in late modernity. Baylor University Press.

    • Amos Yong 是另一位重要的残障神学家。他从五旬宗神学视角出发,为在当代语境下重新想象残疾提供了丰富的神学见解。

Thursday, 25 September 2025

相逢在「東方」以外——神學與身心障礙的對遇

摘自:相逢在「东方」以外——神学与身心障碍的对遇

文|陈文珊/玉山神学院助理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名誉助理教授 2024年6月9日

真正适应身心障碍者需要的牧养,不存在于普遍的神学命题,而是在真实处境的生活中。


东方主义与障碍神学

萨依德(Edward W. Said)称用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殖民主义心态来理解东方,视其为对立的他者,并进行带有某种刻板印象化、本质偏见的理解为「东方主义」(orientalism)。然而,东方主义的视角不单侷限在地理空间上,对于那些仿若存在「异次元」的身心障碍者来说,身心健全主义(abelism)的凝视也是非常「东方主义式的」。


拿艾斯兰(Nancy Eiesland)著名的身心障碍神学先驱为例:她因患有先天性的骨骼缺陷,成长过程中不仅曾接受过多次无果的矫治手术,还曾这样描绘自己在教会中的「灵性关怀」:「在教会长大,又终身残障,让我得以了解宗教信仰对残障的诸多回应。那些卫教的说法可以用一些再熟悉不过的话来总结:『你在上帝眼中是特别的,所以你才会残障。』或是:『不要为你现今的痛苦忧虑,到了天家,你就会成为完全。』还有:『感谢上帝,情况没有更糟。』别人告诉我,上帝让我残障,好磨鍊我的性格;到了六、七岁,我相信我已经养成了受用一生的好品格了。我家人常带我去神医特会,我从未得医治。人们问我是否有隐藏的罪,但这些罪必定得隐藏得很好,以致于连我也不知道。我所听到的这些对于残障的宗教诠释,都不足以说明我的经验。」



相较于约翰福音里瞎眼得医治的叙事中耶稣门徒的反应:「这个人生下来就失明,是谁的罪造成的?是他自己的罪或是他父母的罪呢?」(约九 1~2)艾斯兰受到的「灵性关怀」已然友善、亲和得多;至少,没有再把犯罪的「连带污名」扣在身心障碍者的父母身上。

来自于罪?

究竟犹太/基督宗教如何可以把天生的缺陷与障碍者个人的犯罪因果关联起来,说天生目盲是因为这个人犯罪?这个缺失的神学建构,如今透过灵医特会,看似得到了补足;经常抱持成功神学假定的灵恩运动,面对没有什么身体「资本」可言的身心障碍者,既不能怀疑「灵师」的教导有误,又不能质问上帝干了什么,只好祭出想像出来的「犯罪」一说,把责任全推到障碍者身上——必定是因为有隐藏的罪,才没有得到医治。

但是,「因为人人都犯罪」(罗三 23),岂只是身心障碍者?为什么身体健全不会被怀疑是因为犯罪所导致?答案出在基督教信仰带有目的论色彩的自然观:「上帝看祂所创造的一切都很好。」(创一 31)因此,在一般人眼中,身心缺损明显不好!那么,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身心缺损不是上帝造的,而是人犯罪的结果。的确,有的身心障碍与犯罪有关,小至酒驾、不负责任的亲职,大至战争,乃至阶级、殖民主义的体制暴力导致的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卫教资讯不普及,甚或生活环境的污染破坏等等,但这些都必须有可以描述出因果关连的事实佐证。要命的是,神学或信仰上想当然尔的推断,往往缺乏这样的「证据」,还偏偏牢不可破;而它未必出于想「定罪」,更可能是以「关怀」为名!

所幸,随著障碍运动及其人权的兴起,犯罪想像明显「政治不正确」,使得一般教会不再敢明目张胆质疑身心障碍者个人或其亲族犯罪;即便在遇到个案的确是因为犯罪而导致身心障碍的情况下,也多半三缄其口。

化了妆的祝福?

然而,这种把他者仅仅视为客体的「东方主义式」神学想像的幽灵,仍旧以其他样貌一再还魂。在与身心障碍的对遇中,目的论自然观不再扮演要角,主导的是教牧关怀的正向心理学基本预设,让教会不能停止教育身心障碍者要「往好处想」,或是在此世心怀感恩:「还好没有更糟」;或是寄望于来生:「到了天家就成为完全」;或者视「不好」的身心障碍为手段或工具,以达成「好的」,即「化了妆的祝福」:比如让自己拥有好品行,或是成为他人的信心楷模。

这样的说法未必人人都愿意买单。天主教方舟团体创办人范尼云(Jean Vanier),曾经感性地描述智能障碍者如何也能在灵性上教导他人,不少人认为其中不乏过度想像,淡化了障碍对其个人乃至原生家庭带来的重荷。而肢障者史黛拉.杨(Stella Young)亦曾在 TED 中现身说法,质疑身心障碍者为什么非得为别人而活不可?非得成为他人眼中的榜样不可?过度美化身心障碍者,推崇其为天使或圣人般的存在,不但剥夺了身心障碍者个人犯错乃至犯罪的可能,更易使人们对身心障碍的真实生活与边缘处境无视。

圣人或天使岂会有如下的困扰?肢体障碍者可否因为性需求,而要求政府补助召妓?生活无法自理的智能或精神障碍者能否结婚生子,再交给他人抚养?以身为聋人为傲的父母,可不可以透过基因筛选或人工生殖技术协助,选择生下跟自己一样的子代?又或者,身心障碍者是否可以选择安乐死?身体完整性认同障碍患者可否要求动手术切除未罹病的肢体,以满足心理需求?这些艰难的课题,都不是靠把身心障碍浪漫化便可以轻易解决的。

超人类 vs 多元社会

不管是祝福或罪恶,将其侷限在身心障碍个人身上,即是一种本质论立场,视身心障碍为个人的不幸或苦难,从而附加神学的想像与解释。在医疗科技日新月异的现今,身心障碍者在人类历史上首次被想像成为 「超人类」,例如丹尼尔.基什(Daniel K i s h ) 教导盲人使用回声定位(e c h olocation)的方式来骑乘脚踏车,或像约翰.布兰比列(John Bramblitt)以触觉来绘制三度空间、色彩缤纷的绘画,以及「刀锋战士」南非田径选手奥斯卡.佩斯托瑞斯(Oscar Pistorius)用碳纤维义肢打破奥运世界纪录。这种新类型的身心障碍想像,早已出现在「金刚狼」系列描写变种人的电影中,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具有强大异能的 X 教授,其人设仍旧是坐在轮椅上。倘若未来出现这样的科幻片——宣称使用晶片植入可大幅改善人类选择,解决智能障碍或精神障碍者理性判断或意志自主的限制,应该也不会太令人跌破眼镜。

然而,「谁」会用「什么判准」来判定「哪些」算是残障,常随文化而异。建构论者喜好用「社会或少数模式」(social or minority model)来理解残障,主张身体的缺损并不必然导致障碍,其障碍成因系源于社会对不同身体的歧视与压迫。障碍作为一种近代兴起的人口分类范畴,并没有不同障碍别共享的经验。身心障碍对个人未来生命的影响互异,再加上年龄、性别、种族、性取向,以及阶级种种因素的交互影响,社会对不同身心障碍的接受度与处遇也大不相同。如果真要说不同的残障经验有什么共通之处,那就是都被建构成身体健全主义的对立物。用女性主义身体现象学者艾莉斯.杨(Iris Marion Young)的话来说:个别残障的身体是「处境中的身体」(body in situation),即活生生的在特定社会文化脉络中行动、经验的肉体,它既受到处境限制,同时亦是具有行动自由的能动者。「障碍」根本指的是一种由结构性的不平等制度所形成的社会位置:「限制的结构包括成套的资产分配、规则、规范,以及让哪些人比其他人得到更多自由与谋利的优先排序。限制为个体界定了有效的选项范围,或界定追求一些选项而非其他选项所需的成本」。

建构论主张:身心障碍的改善未必非得藉由医疗作为来达到不可,更何况人类科技也未必真能摆脱所有自然加诸身体的限制,譬如因老年而导致的缺损、失能,乃至障碍,恐怕是身为人永远无法突破的极限处境。一个更具包容且多元的社会,「现在――无需未来」就能够透过资源及机会的重新配置,去除加诸在身心障碍者处境上的诸多限制。在为重度阿兹海默症患者专门打造的荷兰侯格威村(De Hogeweyk),居民买东西忘记付款、不认得回家的路、不知道自己今年几岁,完全不构成障碍。近年来,许多人更希望这样的实验可以推广至实验村外,打造完全无障碍的社会。肢障牧师陈博文生前曾在教会大力推广听人学习手语,方便为聋人打造无障碍沟通的教会及社会环境,则是另一个本土实践神学的例证。

道成肉身的相遇

身心障碍家庭对待障碍的孩子,往往出现「过犹不及」两个极端:一种是「过份保护」,另一种则是「排斥或抛弃」。这种极端也存在于基督教神学中:将障碍者直接排除在牧养之外,拒绝提供适应于他们不同障碍程度及生命阶段的牧养关怀;又或者未经同意,便代为作出包括受洗、认信,乃至求学、求职、结婚、生子等大小决定,以避免他们做错事或犯罪。

神学与障碍是否可能摆脱东方主义式的想像?答案是肯定的!真正适应身心障碍者需要的牧养,不存在于普遍的神学命题,而是在真实处境的生活中;不在于让障碍者作为被照顾的客体,而是让他们成为有喜怒哀乐、能犯错并负责任的主体;不在于教导他们按著刻板印象来发展,而是让他们个别的生命差异及选择能被尊重。

基督教会和神学能否效法基督,真正道成肉身活在障碍者当中?端看我们如何反思与抉择!


God walks at three miles an hour



摘自:God walks at three miles an hour

05 April 2019

In a culture that prioritises speed and productivity, we should remember that love takes time, says John Swinton

THE theology of disability begins with a question: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disabled — sometimes profoundly disabled — to be made in God’s image, to be fully human, and to be beautiful, just the way you are, without having to change anything? Striving to answer such a question takes one into places and ways of thinking that are not available by other mean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disability theologians have noticed is that the questions that are asked of theology tend to come from a certain group of people: theologians. That in itself is not the problem. The issue is whether theologians have taken the fullness of human experiences into consideration as they have reflected on the things of God over time.

If we think about the way in which academic theology is constructed, it tends to be developed by well-educated people, usually within a university context. The questions that academic theologians ask are important. But the questions that they don’t ask are equally as important. Certain questions that come from other perspectives and other places within creation are often not asked of the tradition. One of these other places is the human experience of disability.

Disability theology desires to explore what happens when th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questions that emerge from human disability are placed alongside scripture and tradition and the practices of the Church. What does the gospel look like if we ask such different questions?

AT THE heart of disability theology is the idea of illumination. John Calvin talks about it, St Augustine talks about it, Aquinas talks about it. Illumination occurs when something from scripture suddenly changes the way that you see everything. Illumination is a mode of revelation; it is a movement of the Spirit wherein we suddenly come to see a different angle on the way that things are. When we see things differently, we are illuminated. When we are illuminated, everything changes; nothing can ever be the same.

Illumination is action-oriented. It leads to revised understanding and revised practices. Disability theologians use scripture and tradition to illuminate the human condition in ways that are sometimes dissonant and surprising.

Think, for example, about the calling and vocation of Moses. He has a significant speech impediment. God says, “Listen, I’ve got a big job for you.” What does Moses respond? “I can’t do it because I’ve got this speech impediment. Could you not send somebody else?” God basically says to him “Do what you’re told!”

What God does not do is say, “Oh, hold on a second, I’m going to heal your speech impediment and then you can go off and fulfil your vocation.” He says: “I’ll send people to help you, but nothing of you is going to change.” And Moses, that powerful disabled leader of God’s people, discovers his vocation through that encounter.

And, more than that, what does God say? He says: “Well, who, do you think, makes blind people blind? Who, do you think, makes speechless people speechless?” There is something mysterious about this statement. What on earth does it mean, that God is somehow implicated in what we choose to call human disability? Some of us might say that disability is a product of the Fall, or the product of sin and evil, but God says “No, I did it.”

There is no indication here that God does this in judgement. God simply says that he does it. I don’t know what that means, but, at a minimum, it indicates that the God who creates the universe and loves it into existence, the God who is love, is deeply implicated in human difference, not in terms of judgement, but as a loving, creating presence.

So, when we begin to read a passage like that in the light of human disability, and allow it to illuminate us, things begin to change.

BESIDES reflecting on scripture, disability theologians take broader theological ideas and place them alongside the experience of human disability. Take, for example, the nature of God’s love.

In the 1960s, a Japanese theologian, Kosuke Koyama, wrote a book, Three Mile an Hour God (SCM Press). He noticed that the average speed that human beings walk at is three miles per hour. Jesus, who is God, walked at three miles per hour. God, who is love, walks at three miles per hour. Love has a speed, Koyama says, and that speed is slow. That speed is gentle. That speed is tender.

When you begin to think about that, it challenges those who think that God is only interested in speed, productivity, and efficiency. Jesus, who created the universe, the God who throws the stars into the heavens, is a slow God — a God who takes time to love. When you begin to recognise God in this rather counter-cultural way, things begin to change.

I spoke to one of my colleagues, who works in a busy hospital, about the three-mile-an-hour God. He said: “This place means that I have to move at nine miles an hour!” I said to him, “Well, who are you following?” If Jesus is walking at three miles an hour, and you’re walking at nine miles an hour, who is following whom?

In a culture of speed, we forget that love takes time, and that love is slow.

If you place that way of thinking about God-as-slow and time-as-for-love, and place it beside the experience of people living with advanced dementia, we can begin to see how important it is to be Christlike in the ways in which we care.

To be with people living with dementia, you need to slow down and take time for those things that the world considers to be trivial. When you do this, you will be surprised — and probably amazed — at what you discover, as you encounter people in the slowness of God’s love. There is a deep beauty in such illumination.

Jesus talks about gentleness. In the Beatitudes, he says “I am gentle.” Think about that: “I am gentle.” The God who creates the universe, the one who is all-powerful, who knows everything, is not only slow, but is also gentle. A fundamental aspect of being made in the image of that God is gentleness.

Think what it would be like if we did our politics gently — even, if we did our church politics gently. Think what it would be like if we did our relationships gently. You may say, well it’s impossible; but then you turn to someone such as Jean Vanier, and the L’Arche communities where people with and without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live together, and you begin to see that a gentle way of life may actually be possible.

Stanley Hauerwas says: “Because Jean Vanier exists, because the L’Arche communities live slow lives, living gently is possible.” Perhaps the gospel of gentleness is not so ridiculous after all.

WHEN we begin to think differently about scripture in the light of human difference, it opens up a whole new way of understanding humanness. John Hull, a practical theologian who, sadly, died a few years ago, lost his sight in his early fifties. In his book Touching the Rock, he lays out what it is like to lose your sight.

One of the things that he concluded, eventually, after much grief and lament, was that being blind was not so bad: it was just another way of being in the world — not a lesser way, just different. Sighted people assume that looking out on the world is the only way of being human, and they try as hard as they can to rehabilitate people so that they can receive as close an approximation of sight as possible. In doing this, they risk colonising the diversity of humanness.

Hull concludes, however, that there is no single way of being human. To be human is a wide range of possibilities, all of which teach us something about how to love. It is only when we learn to value and appreciate the diversity of the human condition that we begin to understand the beauty of the diversity of being human — and the beauty of the diversity of participating in that community that is Jesus’s body.

The Revd Dr John Swinton is a former nurse, a minister in the Church of Scotland, and Professor of Practical Theology and Pastoral Care at the University of Aberdeen. His books include Dementia: Living in the memories of God, which won the 2016 Michael Ramsey Prize, and Becoming Friends of Time (Reading Groups, 8 September 2017), both published by SCM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