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文珊／玉山神学院助理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名誉助理教授 2024年6月9日
真正适应身心障碍者需要的牧养，不存在于普遍的神学命题，而是在真实处境的生活中。
东方主义与障碍神学
萨依德（Edward W. Said）称用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殖民主义心态来理解东方，视其为对立的他者，并进行带有某种刻板印象化、本质偏见的理解为「东方主义」（orientalism）。然而，东方主义的视角不单侷限在地理空间上，对于那些仿若存在「异次元」的身心障碍者来说，身心健全主义（abelism）的凝视也是非常「东方主义式的」。
拿艾斯兰（Nancy Eiesland）著名的身心障碍神学先驱为例：她因患有先天性的骨骼缺陷，成长过程中不仅曾接受过多次无果的矫治手术，还曾这样描绘自己在教会中的「灵性关怀」：「在教会长大，又终身残障，让我得以了解宗教信仰对残障的诸多回应。那些卫教的说法可以用一些再熟悉不过的话来总结：『你在上帝眼中是特别的，所以你才会残障。』或是：『不要为你现今的痛苦忧虑，到了天家，你就会成为完全。』还有：『感谢上帝，情况没有更糟。』别人告诉我，上帝让我残障，好磨鍊我的性格；到了六、七岁，我相信我已经养成了受用一生的好品格了。我家人常带我去神医特会，我从未得医治。人们问我是否有隐藏的罪，但这些罪必定得隐藏得很好，以致于连我也不知道。我所听到的这些对于残障的宗教诠释，都不足以说明我的经验。」
相较于约翰福音里瞎眼得医治的叙事中耶稣门徒的反应：「这个人生下来就失明，是谁的罪造成的？是他自己的罪或是他父母的罪呢？」（约九 1～2）艾斯兰受到的「灵性关怀」已然友善、亲和得多；至少，没有再把犯罪的「连带污名」扣在身心障碍者的父母身上。
来自于罪？
究竟犹太／基督宗教如何可以把天生的缺陷与障碍者个人的犯罪因果关联起来，说天生目盲是因为这个人犯罪？这个缺失的神学建构，如今透过灵医特会，看似得到了补足；经常抱持成功神学假定的灵恩运动，面对没有什么身体「资本」可言的身心障碍者，既不能怀疑「灵师」的教导有误，又不能质问上帝干了什么，只好祭出想像出来的「犯罪」一说，把责任全推到障碍者身上——必定是因为有隐藏的罪，才没有得到医治。
但是，「因为人人都犯罪」（罗三 23），岂只是身心障碍者？为什么身体健全不会被怀疑是因为犯罪所导致？答案出在基督教信仰带有目的论色彩的自然观：「上帝看祂所创造的一切都很好。」（创一 31）因此，在一般人眼中，身心缺损明显不好！那么，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身心缺损不是上帝造的，而是人犯罪的结果。的确，有的身心障碍与犯罪有关，小至酒驾、不负责任的亲职，大至战争，乃至阶级、殖民主义的体制暴力导致的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卫教资讯不普及，甚或生活环境的污染破坏等等，但这些都必须有可以描述出因果关连的事实佐证。要命的是，神学或信仰上想当然尔的推断，往往缺乏这样的「证据」，还偏偏牢不可破；而它未必出于想「定罪」，更可能是以「关怀」为名！
所幸，随著障碍运动及其人权的兴起，犯罪想像明显「政治不正确」，使得一般教会不再敢明目张胆质疑身心障碍者个人或其亲族犯罪；即便在遇到个案的确是因为犯罪而导致身心障碍的情况下，也多半三缄其口。
化了妆的祝福？
然而，这种把他者仅仅视为客体的「东方主义式」神学想像的幽灵，仍旧以其他样貌一再还魂。在与身心障碍的对遇中，目的论自然观不再扮演要角，主导的是教牧关怀的正向心理学基本预设，让教会不能停止教育身心障碍者要「往好处想」，或是在此世心怀感恩：「还好没有更糟」；或是寄望于来生：「到了天家就成为完全」；或者视「不好」的身心障碍为手段或工具，以达成「好的」，即「化了妆的祝福」：比如让自己拥有好品行，或是成为他人的信心楷模。
这样的说法未必人人都愿意买单。天主教方舟团体创办人范尼云（Jean Vanier），曾经感性地描述智能障碍者如何也能在灵性上教导他人，不少人认为其中不乏过度想像，淡化了障碍对其个人乃至原生家庭带来的重荷。而肢障者史黛拉．杨（Stella Young）亦曾在 TED 中现身说法，质疑身心障碍者为什么非得为别人而活不可？非得成为他人眼中的榜样不可？过度美化身心障碍者，推崇其为天使或圣人般的存在，不但剥夺了身心障碍者个人犯错乃至犯罪的可能，更易使人们对身心障碍的真实生活与边缘处境无视。
圣人或天使岂会有如下的困扰？肢体障碍者可否因为性需求，而要求政府补助召妓？生活无法自理的智能或精神障碍者能否结婚生子，再交给他人抚养？以身为聋人为傲的父母，可不可以透过基因筛选或人工生殖技术协助，选择生下跟自己一样的子代？又或者，身心障碍者是否可以选择安乐死？身体完整性认同障碍患者可否要求动手术切除未罹病的肢体，以满足心理需求？这些艰难的课题，都不是靠把身心障碍浪漫化便可以轻易解决的。
超人类 vs 多元社会
不管是祝福或罪恶，将其侷限在身心障碍个人身上，即是一种本质论立场，视身心障碍为个人的不幸或苦难，从而附加神学的想像与解释。在医疗科技日新月异的现今，身心障碍者在人类历史上首次被想像成为 「超人类」，例如丹尼尔．基什（Daniel K i s h ） 教导盲人使用回声定位（e c h olocation）的方式来骑乘脚踏车，或像约翰．布兰比列（John Bramblitt）以触觉来绘制三度空间、色彩缤纷的绘画，以及「刀锋战士」南非田径选手奥斯卡．佩斯托瑞斯（Oscar Pistorius）用碳纤维义肢打破奥运世界纪录。这种新类型的身心障碍想像，早已出现在「金刚狼」系列描写变种人的电影中，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具有强大异能的 X 教授，其人设仍旧是坐在轮椅上。倘若未来出现这样的科幻片——宣称使用晶片植入可大幅改善人类选择，解决智能障碍或精神障碍者理性判断或意志自主的限制，应该也不会太令人跌破眼镜。
然而，「谁」会用「什么判准」来判定「哪些」算是残障，常随文化而异。建构论者喜好用「社会或少数模式」（social or minority model）来理解残障，主张身体的缺损并不必然导致障碍，其障碍成因系源于社会对不同身体的歧视与压迫。障碍作为一种近代兴起的人口分类范畴，并没有不同障碍别共享的经验。身心障碍对个人未来生命的影响互异，再加上年龄、性别、种族、性取向，以及阶级种种因素的交互影响，社会对不同身心障碍的接受度与处遇也大不相同。如果真要说不同的残障经验有什么共通之处，那就是都被建构成身体健全主义的对立物。用女性主义身体现象学者艾莉斯．杨（Iris Marion Young）的话来说：个别残障的身体是「处境中的身体」（body in situation），即活生生的在特定社会文化脉络中行动、经验的肉体，它既受到处境限制，同时亦是具有行动自由的能动者。「障碍」根本指的是一种由结构性的不平等制度所形成的社会位置：「限制的结构包括成套的资产分配、规则、规范，以及让哪些人比其他人得到更多自由与谋利的优先排序。限制为个体界定了有效的选项范围，或界定追求一些选项而非其他选项所需的成本」。
建构论主张：身心障碍的改善未必非得藉由医疗作为来达到不可，更何况人类科技也未必真能摆脱所有自然加诸身体的限制，譬如因老年而导致的缺损、失能，乃至障碍，恐怕是身为人永远无法突破的极限处境。一个更具包容且多元的社会，「现在――无需未来」就能够透过资源及机会的重新配置，去除加诸在身心障碍者处境上的诸多限制。在为重度阿兹海默症患者专门打造的荷兰侯格威村（De Hogeweyk），居民买东西忘记付款、不认得回家的路、不知道自己今年几岁，完全不构成障碍。近年来，许多人更希望这样的实验可以推广至实验村外，打造完全无障碍的社会。肢障牧师陈博文生前曾在教会大力推广听人学习手语，方便为聋人打造无障碍沟通的教会及社会环境，则是另一个本土实践神学的例证。
道成肉身的相遇
身心障碍家庭对待障碍的孩子，往往出现「过犹不及」两个极端：一种是「过份保护」，另一种则是「排斥或抛弃」。这种极端也存在于基督教神学中：将障碍者直接排除在牧养之外，拒绝提供适应于他们不同障碍程度及生命阶段的牧养关怀；又或者未经同意，便代为作出包括受洗、认信，乃至求学、求职、结婚、生子等大小决定，以避免他们做错事或犯罪。
神学与障碍是否可能摆脱东方主义式的想像？答案是肯定的！真正适应身心障碍者需要的牧养，不存在于普遍的神学命题，而是在真实处境的生活中；不在于让障碍者作为被照顾的客体，而是让他们成为有喜怒哀乐、能犯错并负责任的主体；不在于教导他们按著刻板印象来发展，而是让他们个别的生命差异及选择能被尊重。
基督教会和神学能否效法基督，真正道成肉身活在障碍者当中？端看我们如何反思与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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